SV：今年参加上海简单生活节，为什么会和阿肆合作呢?之前了解阿肆吗?觉得她怎么样?

HUSH：收到邀约要与阿肆合作很兴奋，之前在台北就已经见过面，逐渐认识之后再回头听阿肆的作品，感觉阿肆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上海好姑娘，之前还请阿肆教了我几句上海话，直说下次再见面要验收。

SV：这一次的简单生活节有你想看的表演吗?除了阿肆，还有其他你想要合作的音乐人吗?

HUSH：非常想看到乃文和高旗老师的合作，先前上《大事发声》见了高旗老师，我告诉他我最常想起的歌词就是他的《不要告别》中“我对明天的恐惧来自对今天的厌倦”这一句，很希望可以看到他们的合唱，可惜五号就回台北了。除了阿肆之外也想和自己的好朋友拉拉合作，还有莫西子诗，很喜欢莫西歌声里的草原。

SV：台湾的简单生活节你也参加过三届，你觉得每年简单生活节有什么变化吗?

HUSH：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己每次参加，舞台都越来越大，哈哈哈。简单生活节一直维持在很鲜明的个性里，每一届虽然主题不相同，但是在整个活动里那些生命力都不曾改变过。

SV：2016 年上海简单生活节的主题，一个字，爱。Simple Life，Simple Love。你是怎样理解“爱”的，又是怎么理解“简单”与“爱”的关系?

HUSH：我所理解的爱，是遇上一个好人，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互相交好。至于爱与简单的关系，除了问陶喆之外，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做连结的。我们患的文明病太多，有太多文明病的病菌渗透到爱情里面，爱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不过我很喜欢对比，我觉得越复杂的事情，需要的往往是越简单的准则。毕竟，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

SV：你从 2010 年开始在街声上传作品，最近也上传了 demo，第一次知道街声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街声?

HUSH：第一次知道街声是在海边的卡夫卡开始上班，第一次办了自己的表演之后，1976阿凯建议我把歌上传到SV，没想到就开始了自己一路到现在、未来也将继续下去的旅途。我现在遇到新生代（已经把自己归类在老屁股了）的创作者，我都建议他们先去申请帐号，因为虽然现在串流平台选择很多，可是资源都是散的，虽然SV里也满是各家争鸣的帐号，可是那反而是一个更集中的园地。

SV：街声上你的介绍是“在安静以后，在诉说之前”，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HUSH：HUSH这个名字给我的意义其实是，把想表达的事情想好再说，我觉得在安静以后在诉说之前的这个中间，就是思考的过程。因为现在大家的资讯取得都很容易，我最害怕人云亦云而不知所云，所以中间的这个思考过程，对我而言很重要，我也希望听完我音乐的人，可以去思考我在歌词里思考的问题，答案不同也无所谓，我喜欢思考，也喜欢让别人思考。

SV：这 6 年间，你觉得街声有什么变化吗?如何理解街声“梦想的起点”这句话? 你之前参加过《见证大团》，7 月也参加了《大事发声》，你觉得这种形式的节目和其他音乐节目有什么不同?

HUSH：网站界面变太美！至于梦想的起点，我的体会很深刻，好久以前与亲爱的街声老大哥鬍鬚张蓝迪聊起这件事，他说街声在帮音乐人做到前面70%的事情，现在回过头看，我确实也是从街声开始自己的梦想的，我的梦想在这里逐渐被放大，也都一一逐渐实现，甚至到现在的《大事发声》，其实也像是街声开始在打造后面30%的培养皿，尤其在现在音乐节目稀少的状况下，选择直接走网路视频，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SV：你在屏东高中的时候就在玩乐团，一般家长老师都会觉得学生要好好学习，你当时有受到阻力吗?那时候喜欢听谁的歌?

HUSH：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管不住的孩子，那时候我就明白自己不适合整个体制意识，所以只能作好自己。那时候听四分卫、西洋摇滚乐、陈绮贞、椎名林擒，还有一些流行音乐。

SV：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你大学是念哲学系的，也不是专业的音乐科系的学生，后来有没有专门学习如何写歌?

HUSH：开始创作要到18岁那一年。以当时来说，陈绮贞的音乐真的是一股清流，那时候看到音乐加哲学这样的标榜，才开始大致意识到创作的模糊原型，隐约觉得就是把自己想表达的事情写成歌。除了一些乱写的歌之外，其实那段时期风格很受陈绮贞影响。后来学生时代玩乐团时又更体会到所谓Music happens before you know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就开始自言自语般的写起自己的歌。

SV：2009 年蓝又时在河岸留言表演，你那时在当兵，还特意从屏东赶去看她，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她给你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HUSH：跟又时很早就认识了，几乎是刚上台北的时候，那时她已经在做音乐写歌了，说是相互扶持倒不如说其实是她一直在鼓励我前进，后来有机会接触到主流的唱片经纪公司，也是因为她的引荐才签了约当过主流作者。虽然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合主流的模式与环境，但也是因为走过了这一遭，才让自己走到独立音乐的场景裡。

SV：2010 年在打工的咖啡馆“海边的卡夫卡”你意外登台，那时你 25 岁，为什么会选择打工?“意外登台”是什么情况?

HUSH：25岁算是我正式接管自己人生的一年，再也没有任何保护伞的一年。那时候其实很茫然，但就是想回到台北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离音乐圈更近一点。我甚至丢了服饰店的履历，直到朋友告诉我卡夫卡缺人，我想我就算不在咖啡店工作，也是个很常泡咖啡店的人，卡夫卡让我可以一次满足咖啡和音乐的爱好兴趣，于是就先从打工开始，后来成为正职，也开始认识很多独立场景里会遇见的朋友们。那时候也写了一些歌，工作下来开始也想着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表演，就问了老板阿凯，阿凯连demo都没听就直接答应排了日期，我想这是最意外的部分吧。

SV：最开始你是自己一个人表演，后来怎么会想到组 Hush!乐团?2014 年为什么会选择单飞?

HUSH：学生时代前期其实一直都是玩乐团的，后期就开始当唱片公司的作者，开始一个人写歌。一直到卡夫卡时期，一个人唱过几场之后，又萌生组乐团的念头，想着手脚比较多能做的事情也会比较多，于是就组成了有惊叹号的Hush！乐团。一直到2014年，14年是很多变化的一年，卡夫卡的工作结束、乐团要面对更正式专业的合约与环境、大家对各自的生涯与职志有各自的打算，所以就决定转变为个人身份了，14年我也开始帮主流的歌手创作，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SV：去年 4 月 4 日你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个人表演，在练团室彩排的时候唱到《克卜勒》你哭了，还记得为什么吗?

HUSH：那年初台北发生了一件不幸的社会新闻，其中一位罹难者是个很喜欢独立音乐的女孩，得知演唱会第一排某个位置的门票被这位女孩买走却没有办法来看了，就打算要让那个位置保留着，想要把克卜勒这首歌献给女孩。彩排的时候，大家都很专注，从前奏开始我就默默被感染，唱着唱着想起这件不幸的消息觉得好难过就哭了，其实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哭。

SV：一个人表演和乐队形式的表演，你更喜欢哪一种?

HUSH：我比较喜欢乐队形式的表演。现在虽然是个人的身份，但很多场合还是会以乐队的形式表演。前源、Arny和Mo都是令人非常放心的人。我们是从TICC时期开始合作的，我很喜欢我们的化学变化。整体来说，个人的身份下，我可以一个人演出，也可以以乐队的形式出现，端看不同的场合与气氛，其实还是各有各的好，现在的形式很自由，声响上或演出上的可能性都比较高。

SV：去年 10 月你的首张个人专辑《机会与命运》发行，很多歌迷觉得曲风和内涵，比起乐队时期相比，都比较宏大，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HUSH：从乐团时期的3分之1到个人时期的完整的1，那个比例不一样，想做的说的也有一些转变了。作为首张个人专辑，本来就想要做一些跳脱乐团时期风格的事，以往乐团时期多半是比较灰阶的感觉，在做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想要来一些带有色彩的内容，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自于这样的转变。

SV：专辑发行后你陆续到各地演出，除了内地和台湾，你也去了英国，前不久还去了马来西亚，哪个地方给你的印象最深刻?觉得内地和台湾的歌迷有什么不同吗?

HUSH：其实多半时间我都当作working holiday哈哈，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印象，伦敦建筑很美但生活感被连锁店稀释得很严重，纽约很美也很葬很梦幻也很现实，东京就是一贯的精緻，新加坡小而美却也比较难感受到城市个性，马来西亚在不完美中有城市的生命力。歌迷方面，我觉得要比较起来不太公平，虽然今年五月从广州到北京做了五场专场，歌迷反应都很热烈，甚至让我有一点重新找回舞台上的热情，但我想现阶段有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对所有在微博里称呼我小公举的歌迷而言，终于可以看到专场，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SV：8 月 19 日你在日本 summer sonic 演出，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有没有为了当地的观众做特别的编排?

HUSH：去 summer sonic 当然要感谢re: public的争取安排啊。得知要去，其实要练什么日文歌都来不及了，只能把一些基础简单的日语背好，还好现场还是有反应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这样国际性的音乐节里，音乐绝对是走在语言前面的事情，所以演出内容其实也不刻意做什么编排。在会场里演出的时候，前排有几个外国人很开心忘我地跳舞，我也觉得很开心。他们明明听不懂你的语言，可是他们享受你的音乐，就算对他们而言也许跳舞才是他们要的，我也觉得无所谓。在那个场合里音乐就是共同的语言。

SV：今年《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入围第 27 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但是它却被禁播，你怎么看这二者间的矛盾?

HUSH：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矛盾的部分在于，纯论电视禁播，我们还可以走网路，毕竟现在看电视的人口也不多了。若拿禁播与入围这两件式在本质的冲突上来说，我觉得正好可以反映台湾多重标准的现状与恶状，好比我们可以上街头争取尚未实现的婚姻平权权益，转身却说大麻不合法所以没有讨论空间。而《我》在内容题材上，本来就是去正视那些非主流的身体，或企图让观众可以看到意识到主流以外的存在，然而这整件MV里的事又受到另一层的审视而导致了禁播的命运，两种视角的矛盾冲突基本上其实我甚至是喜欢的，因为这些冲突矛盾加上入围，有一种荒谬，我觉得这股荒谬让生活有了色彩。

SV：今年 8 月 1 日你去参加了“爱最大”演唱会，和五月天阿信、玛莎、家家、刘若英一起合作演出，演唱会的主题是婚姻平权，2015 年你的作品《同一个答案》也与此有关，它的 MV 也是根据同志的真实故事来拍摄的，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HUSH：因为自己也是同志，加上歌手的身份，很希望自己可以借此做一些什么事情。当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拿到麦克风的机会比别人多，发言权自然也比较多，我想我的两个身分正好可以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让更多人有机会透过这些作品接触了解同志，让更多同志有更多理直气壮的歌。

SV：2012 年你帮关诗敏写了《毛毛雨》这首歌的词，这是你第一次给别人写歌吗?怎么会有这次合作?

HUSH：2012年的《毛毛雨》确实是第一次帮别人写歌，那时候刚认识拉拉不久，透过共同的一位经纪人朋友牵的线。

SV：2015 年你给徐佳莹写的《寻人启事》入围了第 26 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还记得知道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吗?

HUSH：那时候其实是意外的，因为到14年才开始正式帮一些歌手写词，算是很新很新的作者，而且说实话自己对《克卜勒》的寄望更高。另一个意外的部分是，同年入围的都是我非常崇拜的词神，对于自己的名字可以被摆在黄伟文、林夕，李绰雄旁边就已经觉得很荣幸很梦幻了。

SV：你给孙燕姿、张惠妹、刘若英等等很多人写过歌，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HUSH：各有满意的地方，不过私心最喜欢的是给阿密特的《血腥爱情故事》，那一首歌很贴近自己某个阴暗的层面。作品推出后朋友甚至开玩笑问我感情的事写得那么恐怖以后要怎么谈恋爱。

SV：上个月公布了你出演 2017 年音乐剧《地下铁》的消息，为什么会去参与这个演出?

HUSH：一方面是感觉自己今年在工作上有些麻木了，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想要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一方面是，《地下铁》算是资深的剧，第一次公演是在2003年，当时的女主角就是陈绮贞。那年我18岁，就坐在台下看剧。没想到13年后这班地下铁开到我面前，我当然要上车。

SV：你在 Facebook 上说要出散文集，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HUSH：有一阵没一阵地写。其实写歌也好散文也好，我现在都不强迫自己创作了。创作是很有碍身心灵健康的工作，必须不断向内挖掘，可是生活并没有时常充满感触时，挖掘不出东西只会硬凑，那是更不健康的行为。所以期待散文的各位得要再等等了！

SV：你喜欢哪些内地艺人?为什么?

HUSH：范忆堂、沙宝亮、马頔、阿肆。我喜欢范忆堂作品里有范忆堂专属的优柔，沙宝亮则是看了蒙面歌王才喜欢上的，他的声音很好听，真的像沙摩擦一样，可柔可刚。马頔除了同月同日生于是盲目地支持之外，作品也很有他个性里痞痞的温柔。阿肆则是就算只听音乐也会觉得像一个好朋友在诉说烦恼分享快乐一样。

当我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