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的独立音乐或者摇滚乐，70后、80后们能想起的第一支乐队多半是“铁玉兰”，90后、00后们的第一反应则是“顶楼的马戏团”。前者是上海乐队里第一个正式发行专辑的乐队，后者是“驰骋十五年，年年不要脸”的反艺术型戏谑乐队。

而上海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乐队，应该是“大众人”。

1990年解散的大众人乐队，也是当年唯一有工作证的乐队。队内的芮新林曾与阿彦一起组了“学士”乐队。吉他手周紫峰则穿梭于四个乐队中

1988年，上海第一个民间文化公司“大众文化传播公司”成立。由聂小钧（原名聂钧）、周紫峰、芮新林等人组成的“大众人”乐队成为公司签下的第一支乐队。这在当时是一件特别新奇的事，所有乐手都有自己的工作证，每月还有120元的工资。他们大约也是全国第一支接到商演的乐队——被某个老板邀请去海南做了一次巡演。

被遗忘的，不仅仅是“大众人”，还有1990年7月29-30日，在黄浦体育馆举行的“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那是上海摇滚人第一次正式集体登台。其实前一年在云峰剧场曾有过一场预演，但知者甚少。

1990年的这一次演出，共有九支乐队亮相：“电熨斗”、“2/4组合”、“特混”、“重点工程”、“太极光”、“学士”、“女子”等。那两天里，他们演了三场，门票是8元和10元，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其中“2/4组合”是音乐人李泉当年组建的乐队，“重点工程”是由1985年张广天成立的“太阳同伴”民谣乐团改名而来，“特混”的核心成员是当年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的金武林，而“女子”则队如其名，是一支全女子乐队。她们当时翻唱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此激发了周紫峰的原创想法——在这之前，几乎所有乐队都是翻唱欧美摇滚。

这时“铁玉兰”尚未组队。他们未来的吉他手周紫峰穿梭于“大众人”、“电熨斗”、“保险丝”、“学士”四支乐队之中。“铁玉兰”未来的经纪人王江，与“学士”乐队的主唱兼键盘手阿彦一起，都在《音像世界》歌迷会里汲取养分。到1994年他们出道时，各种风格的乐队已经开始在各个角落冒芽了。“水晶蝶”的前身“月蚀”乐队已成型，活动在上海东北角的“疯子”乐队不仅出道三年，更是合伙开了“Hard Rock”酒吧，每周在酒吧里放映欧美大牌乐队的现场录像。而“月蚀”的吉他手，现已是李泉御用吉他手的汪文伟，也在那一年住进了1992年左右开业的“部落人”酒吧，连打工带驻场，这一磨炼，就是四年。

1997年12月末，在上海汉中路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里，十来支乐队献上了一场音乐盛宴。“月蚀”主唱刘海峰，身披一件白色裘皮大衣，正式宣告英伦风吹入上海，而身兼组织者与“戈多”主唱双重身份的孙孟晋，则带着他诗人的神经质状态在台上嘶吼，最先带领上海独立音乐走向 No Wave 的分岔小径。

除了这两种风格，上海的独立音乐在那一年正式走向多元化：Joy Division 式的后朋乐队“Seven”、纯正布鲁斯味道的“十二小节”、三大件朋克风的“扩音器”均在那一年出现在乐迷的视线里。

凡是见过孙孟晋在台上演出的人都会对他记忆犹新。他是实验的，也是诗意的，是耿直的，也是热忱的

从顶马到更多可能性

2000年开始，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暗黑的“胡桃夹子”、实验噪音的“Junkyard”、车库风的“髓”、死亡金属“死罪”、重金属“旗缨”、伤痕摇滚的“三黄鸡”、一把箱琴走天下的左明良、刘健……分别在以蓝手琴行为核心的东北角、以华东理工大学为核心的西南角、以华师大为核心的西北角和以红翅膀琴行为核心的浦东地区竞相开花。

这期间成立的乐队，有目前已走向国际化的“冷酷仙境”，以及让所有人都念念不忘的“顶楼的马戏团”。

顶马第一次亮相的时候，还是一支很正经很诗意的乐队。诗人毛豆吟唱着：“永远的在这个时刻，永远的在这个时刻，一起歌唱。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倔强，我们永远的纯洁，我们永远的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没有人能消灭我们！” 这首《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成了日后每每台上响起，每每台下唏嘘哭声一片的经典曲目。

顶马十周年时，从第一代的毛豆、梁玥，到顾磊、苏勇、梅二，全体上台献演。顶马配得上“老卵”这个词，我们以为他们还会有第二个十年，却不想粉丝的热情反而令陆晨困惑，最终，顶马解散

从2006年开始，软硬件的发展逐步影响了音乐发展的走向。传统乐队依然在出现，但电子乐崛起的风潮更为明显。从 B6 和吴建京组成的“IGO”，到韩涵的“鸭打鹅”，以及他们各自的作品，都在电子乐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就只有电子乐了。音乐人还是会寻找内心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发声。因为更想用偏 trip-pop 的实验音乐来表达的女主唱袁玎，在生完孩子后脱离了“髓”乐队，独自踏上声音的寻觅之路。“髓”的其余成员则继续坚持着车库摇滚，组建了“香蕉猴子”。始终热爱三角洲布鲁斯的潘文喆，从“十二小节”到“摇摆的苏丹”唱了十五年，现在在自己的酒吧“Chair Club”里也时不时上台 jam 一下。而陆晨，带着顶马从民谣唱到朋克，再唱到流行金曲，最终还是回归了民谣。秉承“主唱走了我们可以玩后摇”的“原则”，顶马其余成员在梅二的提议下，组了一支叫“Anti Dogs反狗”的后摇乐队。

鸭打鹅，沪上最新一代的领军乐队。或许也是中国音乐内容生产领域最能体现科技和音乐共生关系的一个乐队。图片摄影：七仔

有时70后、80后们聚首，摇头感慨上海似乎再也没有代表性的乐队了。但近年来，圈内一致叫好的“解离的真实”、场控极佳的“和平和浪”、孙孟晋拍手称赞的“Nerve Passenger”、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的主唱文隽和她的新乐队“绝对纯洁”……又似乎都在表达着：上海还有更多可能。

那些消失或健在的上海 Livehouse

有了乐队，自然要有表演的地方。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音乐酒吧，更没有 Livehouse ，演出场地就显得奇奇怪怪的。前文提到的“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在黄埔体育馆；1994年左右，轮回、指南针等乐队来沪联演，场地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礼堂。虽然在这期间也有“部落人”和“Hard Rock”两家音乐酒吧为音乐人提供演出场地，但正经以办演出为主的酒吧，要到1996年“哈雷”的出现才算真正开始。1999年开业的 U-Like ，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因为承接了大量国内摇滚乐队的演出而经常门庭若市。比如某次舌头乐队来演出时，大门水泄不通，连吴吞的朋友都不能招呼进来。最后，那位朋友是踩上桌子，由人群传递进去的。就像现在演出现场的跳水一样。

2000年，挂2音乐工厂开业。在香取义人的网站上写着“黑色闪电乐队很快因为破产而宣告解散”，不知是否因为贾无投入了大量心血在挂2上。挂2音乐工厂真是个神奇的地方。那是个旧仓库改成的 Livehouse ，没有窗，只有一扇门。当年也没有空调。经常有乐队演着演着，就要暂停一下，出去喘口气，再回来继续演。它也提供排练房，乐手们可以去那里排练。

没有窗户的挂2，曾经还很瘦的旗缨乐队在此演出。来自京剧院的鼓手林源经常在挂2练鼓一整天，每次出来都浑身湿透

2001年5月，ARK，全中国音响设备最好的 Livehouse 在上海开业，它向我们打开了另一个空间的大门。当年12月9日，上海乐队在 ARK 联演。演出阵容为：戈多、水晶蝶、扩音器、顶楼的马戏团、Junkyard 和特邀嘉宾日本摇滚乐队 Beanbag 。演出组织者是可与孙孟晋并驾齐名的费强。那天，费强身穿一件红毛衣，在台上激动地大喊：“上海的摇滚是永远会坚持下去的！……这里，让一些认为摇滚就是在不听摇滚的人面前说我是摇滚，然后在摇滚圈里面说你们是傻X的这批人，见鬼去吧！” 这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略带矫情的口号式语句，却是当年最真实的表达。

2003年4月20日，上海摇滚乐队在 ARK 联演“我们这一代”。举办这场演出的初衷，是为将于5月代表上海参加北京迷笛音乐节的 Junkyard 和“髓”乐队热身，同时“三黄鸡”的成员也将于5月远赴德国，可能至少要一年多以后才回来，也算是他们小小的告别演出。

除以上三支乐队外，参演的还有“发条橙”、“戈多”等乐队，这一场演出，吸引近400名观众到场。现已成为果壳网联合创始人的庄纳，曾在当年写道“对这些乐队成员和很多歌迷来说，摇滚是他们的信念，也是他们的生活。”

同年7月12日、13日，窦唯与不一定乐队亮相 ARK 。这是窦唯与不一定乐队的第一次亮相。促成这次演出的，正是费强与当时窦唯的好友炀子。因为非典，原本在北京的炀子“逃难”来了上海；感谢费强，以超高的执行力迅速将炀子的“上海那么舒服，不如让窦儿来演一场”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窦唯与不一定乐队第一次正式亮相就是在 ARK 。这张照片摄于窦唯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的快门让费强与窦唯无意中同框了。图片提供：费强

谁也没想到，从 ARK 开业就在里面做调音师的张海生，会成为当下沪上几乎所有地下乐队演出首选的 Livehouse ——育音堂的老板。2004年底，总觉得乐队缺少演出环境的张海生，正式注册了公司，开始为各个乐队的演出奔忙。没有场地，就先筹办演出。从纪念 Beatles 的十支乐队联演，办到顶马和 Torturing Nurse 的行为艺术；从自己工作的 ARK ，办到东大名艺术创库、比翼画廊……“流浪”了近两年后，育音堂“暂居”于龙漕路的一个旧仓库。到了2007年，育音堂就固定在现在的凯旋路上。背靠公园，面对延安西路地铁站，见证着所有本土乐队的成长，承接各类国内外乐队的巡演。甚至，还可以作为婚礼场地——“东区势力”的民谣音乐人刘健，与他的美国爱妻 Rebecca 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办的。

2018年，育音堂又多了一家新店，叫“育音堂音乐公园”。张海生也正经从“哺乳动物”、“维多利亚空间”两支乐队的乐手、ARK 调音师转变成了“张老板”。有着类似转变的，还有“十二小节”（后改名为“摇摆的苏丹”）的贝斯兼主唱潘文喆。2013年，他开了“Chair Club”，专门为布鲁斯、Funk、电子乐队和爱好者提供场地，演出，或者 jam 。与观众毫无隔阂的舞台格外合适布鲁斯和 Funk 这类互动性强的音乐。

音像世界歌迷会十周年，也是 U-Like 开业之年。图左的吉他手正是现已成为“张老板”的张海生。当时他的乐队叫“维多利亚空间”

但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酒吧都能顺利走下去。为很多人怀念的“696”，即使从2013年开始,陆晨每两周一次前去驻唱，最终依然在2014年的12月6日关上了大门。那一晚，陆晨再次演唱了《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刚动完脑瘤手术不久的毛豆，也上台与他合唱。一首五分钟的歌，反复又反复，足足唱了十五分钟。袁玎在那晚过后，写下了如下文字：“再见696，没错，我们这群傻X来得太晚，而且没有买票就进去了，而且没有喝一瓶啤酒，也没有买唱片。没错，我们这群傻X来得太晚，这里以后也许会变成钢管舞学校，也许会被旁边的麻将馆老板收编，还有可能成为沙县小吃或者卡拉OK店。大家在一个短暂相互意淫取暖的地方，听完凌晨各奔东西，没有长条桌拼成的饭局，也没有陆老板酒后的呓语和狂躁抑郁症的口风琴。那堵写着向橘红色的天空呐喊歌词的墙，在毛豆的嘶喊里，仿佛也有了生命，延伸到夜空中，那里没有最亮的星，只有废墟里残留的光，很微弱，却不会熄灭。696 End Show，声音逆风而行，记忆不会被淹没。”

虽然，现在演出场所越来越多，但我们依然会想念曾经带给我们无数欢乐的地方：部落人、Hard Rock、冥吧、U-Like、音乐仓、挂2、On Stage、哈雷、MAO……

摇滚乐传播的先驱城市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多。杂志《音像世界》和广播节目《滚石音乐杂志》、孙孟晋的《现代变奏》、《布鲁斯文化》、《蓝调之夜》等为当时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大量资讯。想完整听到一张专辑，则需要去延安中路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门口找“拷兄”们买翻录的卡带。资讯还不够发达的时代，盲买是必备技能。这张专辑对不对胃口？全凭封面来判断。

这种情况下，各类线下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音像世界》的歌迷会就是其中对上海、乃至全国独立音乐发展起到极大启蒙作用的持证组织。

早年的《音像世界》和歌迷会会刊，现在在孔夫子网站上价格奇高。毕竟这是一代人的摇滚和港台音乐启蒙杂志

这不是一个只要申请就能加入的歌迷会。想要入会，程序颇为正式：先得填入会申请表，经过杂志社的筛选，才有资格成为会员。第一批只选择了700多名会员，但寄来申请表的有一、两千人。为了争取入会，人人都像今天对待求职简历那样，精心修饰一张张薄薄的申请表。为了显示出对音乐的热爱和专业，有人特地在“喜爱的歌手”一栏里，填上了长长一串欧美歌手的名字，还都用英语拼写，一个拼写错误都没有。

那幸运的700多人，都收到了《音像世界》歌迷会的会员证，成为中国第一批“持证”的专业歌迷。他们大多数是当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

为什么说《音像世界》歌迷会比杂志本身对中国摇滚乐的贡献更大呢？让我们来看看会员名单里那些熟悉的名字：白岩松、王小峰、林海、唐永砺、范立、曹骏、阿彦……不计其数。

其中，范立是当时歌迷会秘书处的成员，属于非常活跃的核心会员。翻开1990年代初的会刊，几乎期期都有范立的文章。就是靠着这些刊登在会刊上的文章，范立的名气渐渐在圈内响了起来。

前《三联生活周刊》音乐记者王小峰，是当年《音像世界》歌迷会北京分会的会长，一度将北京分会的活动组织得红红火火。同时也笔耕不辍，每期会刊里都有他的两三篇文章。

还有一些会员，一直在幕后工作着：游威是“华语音乐传媒大赏”执行总监，邱嘉扬经营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王江担任过“铁玉兰”与“甜蜜的孩子”的经纪人......

1993年起，坐落在五角场的“Hard Rock”酒吧坚持放映大量欧美大牌乐队的演唱会录像。前期先由酒吧老板们自主放映，后来孙孟晋也经常提供资源并组织放映活动。费强甚至还记得，好多个夜晚，老孙骑自行车载着他，从虹口一路飞驰到杨浦。到达后马不停蹄地掏出一盘盘录像带，与众人一起欣赏。这些回忆，在只要打开搜索引擎就能获得一切的今天看来，总是不自觉透着一丝忧伤。

2005年3月26日，浦东的大拇指广场上，孙孟晋再次组织了一场大型演出——都市民谣音乐节。他邀请了顶楼的马戏团、左明良、小河、万晓利、IZ乐队、杨一、胡吗个、王娟、张楚、王磊，从下午两点开始，免票演出。晚上九点开始，还有免费班车接送观众前往一号线地铁站——那时上海的地铁还不像现在，在地下盘成一只哥斯拉。

两点不到，乐迷们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没有冲撞，没有人刻意在前排占位。大家安静地从左明良开始看起，给所有登台音乐人报以掌声。杨一上台时已是黄昏，站了一下午的观众开始自发有序地坐下，人群如潮水一般向后退，依然没有任何冲突争执发生，广场上安静得只有杨一的歌声。

天色完全暗下来时，张楚登台。羞涩腼腆，像个孩子。他的身边，站着谢天笑，低头弹吉他，全程没抬起头。

这可能是孙孟晋组织的最后一场大型联演。江湖传言，他曾为了上海的独立音乐，卖掉一套房子。现在的他，将精力转向文化艺术类的传播，对上海的独立音乐，他只说了八个字：“过去的事，都翻篇了。”

大拇指广场上的民谣专场，或许是70、80后们经历的第一场在上海的户外“音乐节”。每一支乐队都在诉说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2016年2月，顶楼的马戏团正式解散，仿佛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狂热地想用音乐发声的音乐人们，如今多半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做着平衡。每天练习四、五小时，每周排练一两次、一次大半天已成为一种奢侈。身处经济中心的上海，现实终究会压过理想。当年的音乐人们，一半以上白天有着与音乐毫无关联的工作：袁玎和 21 Grams 主唱查禮譚，都在广告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时常加班到深夜；陆晨做着无聊但相对有较多空闲时间和精力的公务员工作；章志强（bunnyman）在某科技公司；“胡桃夹子”第一任主唱汤影，则回到成都当起了老师……上海可能是音乐人有全职工作最多的城市。

曾经怀孕四个月还在台上演出甚至跳水的四川妹子，原“髓”乐队的女主唱袁玎，也开始低头玩起了电子乐，但她的酷丝毫不减。图片提供：袁玎

而当资讯越来越发达，可以“玩”的东西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似乎也不再有那么多时间来为音乐疯狂。大部分校园乐队，每天练习时间已经压缩到了以0.5小时为单位来计算。娱乐至死的时代，超过5000字的文章都已算是长文；15秒就可以逗个乐的“抖音”成为音乐传播的奇特途径；某宝上充满了采样包，60元就足以买到制作一张专辑所需的所有素材......当热爱弱化为爱好，内心是否还有真正想要表达的音符？还是只不过是一台用来嘚瑟的黑胶唱机里流淌出来的背景音乐？迷失在太多可被消费的文化领域里的我们，甚至无法分清自己在向前还是在后退。

玩想法的时代来临，在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上海，10后们正在以与前辈们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与融合各类音乐形式，沉淀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新生代的音乐空间想必会更大、更带有他们独具的时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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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马外外

本文作者一阐提人：上海人，从2000年开始泡在上海大小现场里，工作横跨各个行业，业余摇滚爱好者，业余家庭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