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昆明 Modernsky Lab 看荷尔蒙小姐时，偶遇了一个曾有照面的朋友，在卡座间闲聊之际他滔滔不绝讲起自己喜欢上摇滚乐，以及后来如何苦练吉他至今的经历，及至他讲完，演出仍没有开始。在背景 Disco 音乐里我们盯着空荡荡的舞台，沉默的局促使他忽然像是提问，又像是为了证实般对我说：“你也是从枪花之类的乐队开始听（摇滚乐）的吧？”

“摇滚乐？”这三个字以一个专有名词的样子从想象中升起，把记忆引回到2008年，引回到我的故乡。那是中国西北的一座小城，在两座泛着干瘪的土黄色的山川之间存在了许多年头。城市边沿的河道早已经干涸，远处火电厂巨大的烟囱终日吐露滚滚的浓烟，升腾反转的雾霭包围着这座以六、七层高的住宅楼为主体的城市，赋予它缄默和封闭的性格。

2008年，我刚升入高中，五月那场举国沉痛的大地震波及到我的故乡。学校的一栋教学楼墙体开裂成了危楼，于是在我入学前的那个暑假，学校迅速拆除了那座建筑，并在新分配的土地上开挖地基。对这座民国时就建成的中学而言，地震更像是一个契机。工程巨大，以至于当我第一次走进这座百年老校时，更像是走进了一处巨大的施工工地，破败、泥泞、混乱，随处可见的隔离带和脚手架，以及“危险”和“请勿靠近”的标识，都给人一种荒诞而无序的感觉，悲凉的气氛宛如游丝总徘徊在自己的周围。

看演出不要门票，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2012年，“金色的桔子”跑去迷笛音乐节做了志愿者

十六岁，置身这片残砖碎瓦之中，青春的叛逆更像是一股细微的戾气，在心中酝酿无处化解。开始不屑那些听话懂事的好学生，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归属，每天像愤青一样，直到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认识了 C。

C 是隔壁班的，个子不高，留着寸头，微胖，脸上总是挂着不屑一切的笑意，挎着一个黑色的单肩书包，走在路上时耳朵一直塞着一对黑色的耳机。

我忘记我们是如何相识的，可能是经常照面，又顺路。那天放学的路上，他第一次把耳机递给我，那是涅槃乐队的《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柯本专注、沙哑、带着创伤的声音闯入耳朵，回家之后，我下载了整张《Unplugged in New York》，循环了无数遍。

我开始和 C 混在一起，他介绍更多的乐队给我，Rammstein、枪花、绿日、史密斯飞船、黑色安息日、齐柏林飞艇等等，一段时间以后，我也会把自己发现的乐队和歌曲推荐给他，Scorpions、Halloween、泪湖、以泪洗面、HIM、69 EYES 等等。

我们一起去书店，他推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给我，读后奉为圣经。在那时，我们从摇滚乐和书中找到了现实中接触不到的志同道合的感觉，叛逆似乎也具有了正当性，我们把自己和霍尔顿、迪安、萨尔引为同谋。

后来，他介绍了他们班的 K 给我认识，K 长得人高马大，不怒自威。他总是揣着一个蓝魔 V3，耳机里用很大音量播放 Metallica、Rammstein、Pink Folyd、Iron Maiden 之类乐队的歌。K 的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只留 K 在家，所以 K 的家后来就成了我们聚会的场所，与我和 C 不同，K 不仅喜欢听摇滚乐，而且苦练吉他，同时他也是我们那拨人里最早的 PS2游戏机和三国杀等的玩家。

我们都喜欢去找他，听他弹《Stairway To Heaven》和《Fade To Black》，我们就跟着唱，累了便打游戏，或者聊天调侃我们周围的一些同学，比如“那个谁买书回家几乎不看，就是为了装逼，你到他家了敲门的时候他就赶紧把《剥洋葱》摊开放在床上，假装在读的样子”，然后大家在这样的调侃中哈哈大笑。偶尔人多的夜里，K 拿出自己的两副拳击手套，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地毯上搏击，看谁先服输。

离开高中时如同囚犯释放

南昌的黑铁 Livehouse 是上大学后经常出没的地方

高考大家都考得不怎么样，我去了南方一所航空院校。C 的成绩更不理想，去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读新闻，即使如此，他依然一如既往地骄傲。听同学说他毕业后回了故乡，在家乡的电视台做记者。我努力在脑海回忆他的样子，却只得到那个永远带着对世界的不屑一顾的眼神。至于 K，后来好像考进音乐学院学习弹吉他，毕业后也再无见过。

大学，更多时候是像《达摩流浪者》里的雷蒙·史密斯一样，各处旅行，结交朋友。在许多兴趣的共同体中认识了许多可爱的人。在那场流动的盛宴之中，自然认识了一些音乐人和摇滚歌手。

因为很喜欢梅卡德尔乐队的同名专辑，在广州时拜访了乐队的主唱赵泰。当时《梅卡德尔》这张专辑在小众的圈子内取得了上佳的口碑，但在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中依然默默无闻。赵泰消瘦，留着披肩的长发，相处起来随和轻松，但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和演出机会，所以也没法维持一个稳定的乐队，很多时候不得不为了演出而拼凑出临时的乐队。

梅卡德尔乐队2012年就有了前身，那之后乐队成员更迭频繁，命途多舛

赵泰说：“我宁可像你和我现在这样——你喜欢我的歌，我就把你当做朋友，我们在公寓里愉快地聊一聊，也好过哪些做作又麻烦的交际，一帮浑水摸鱼的人在一起吃饭、喝酒、吹牛逼，然后四散而去什么也没剩下……”从广州回来，这番话一直在脑海里徘徊，心中总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帮赵泰做点什么，因为觉得他的音乐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最后想出的办法是根据那天聊天的内容写了一篇关于乐队的人物通讯，寄给了《通俗歌曲》的编辑，幸运的是，编辑很重视这篇稿子，经过修改发表在了《通俗歌曲》杂志上，也由此自己成为了杂志的供稿作者，直到去年杂志停刊。

很多文章还没写完，《通俗歌曲》就停刊了

回忆在《通俗歌曲》做兼职记者的一年多里，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依然是第一次收到刊载《梅卡德尔》乐队的样刊时，当时觉得这篇稿子会给乐队在宣传层面多一些帮助，非常开心，完全没有意识到纸媒的衰落使得曾经“摇滚第一刊”的受众也非常有限。

毕业前夕，就业有多个选择，可以去昆明的一家航空公司做航空机械师，或者去广州或北京的几个音乐媒体、公司，自己犹豫不定。经常在白日和夜晚独自来到大学城边的江滩上，向东缓缓而去的江水看起来总是那么滑腻又令人心生惆怅，那些涌动的波浪有着光滑鹅卵石的质感，而宽阔的江岸对面，城市的主体，像是另一个世界。灯红酒绿掩盖不住那里的贫乏和溃败，即使隔着宽阔的江岸我也可以在静谧的微风中听到那里缺乏心平气和的喧哗、争吵，街道的肮脏还有城市建设带来的拥堵。

那样的情绪总是随着江水在夜晚的涨落而泛滥开，我会想也许城市生活是让我迷茫的真正原因——随着日月的斗转，我就和这个城市一起在嚣闹和争抢中变得破碎和零散。无论是会见朋友，还是采访乐队，乃至平日的生活，都太轻浮了。所以最后自己决定去航空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希望通过维护和检修飞机这样的生产劳动，这种厚重一点的生活把对生活的反思托起来，通过结实、具体的劳动使自己获得成长。

在空旷的机坪上，看着自己亲手维修过的飞机延着跑道灯轰鸣起飞，升入靛蓝色的夜幕，想想也觉得很浪漫，就像69eyes 的那首《Crashing High》。

通宵工作后，靠在椅子上直接睡了过去

到如今转眼已经工作两年，一线劳动的经历，不能说没有收获。任何检修的失误都可能造成飞机的故障、停场，甚至飞行隐患，这些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责任需要承担；而在昼夜倒班的工作中我也经历过在同一地点迎接日落和日升的感动。

但是和同事们（全中队四十多号男人）的相处中，慢慢地，粗口和脏字变成了家常便饭，也要忍受年纪大一些的同事们，总喜欢给人讲黄段子，总是讨论“车”、“房”和“女人”；而在企业体系中，遵从和执行更是一个基层员工的职业素养，没人在乎这个世界的好坏，理想主义在一日日的劳动中被消磨，越来越多的时候，自己不停地循环哪吒乐队的《环形公路》——“你觉得恨却离不开”。

去年，赵泰终于找齐了乐手，经过排练他们第一次开始了自己的全国巡演，赵泰跟我开玩笑：“为了你，特意加了一站昆明。”我不好意思，羞愧地说当初写的那篇文章也没帮上忙，赵泰连忙开导我：“没事儿，还要多谢你。”

演出完，大家一起吃饭，我跟赵泰说了自己的困境，表达了想去北京加入一些与音乐制作、策划相关公司的想法，赵泰很支持，“干吧，没错，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做好心理准备就行。”

梅卡德尔乐队巡演到昆明，“金色的桔子”为他们拍下这张照片

同样的困境，在采访张佺的时候我也和张佺聊过，野孩子是我读大学以后至今最爱的乐队，我和张佺是同乡，他又算是长辈，自己比较信任他。张佺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讲了自己的经验：“反正自己要有勇气去承担这个结果，每个人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的经验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答案。在那样的年龄段我肯定选择不会把收入放入考虑范围，我内心需要什么，我肯定会选择什么，如果我有一个心愿不能实现的话就算有多少收入也不能改变那种失望吧。”

采访结束后作者和张佺

2013年，自己厌倦了大学生活休学回家，经常傍晚吃过饭就去高中的母校溜达，当然，学校已经建设一新，操场也全部铺上了塑胶。自己就坐在看台上，听着《Across The Universe》，看晚自修前来不及换下校服的学弟们奔跑踢球，“Nothingis gonna change my world”，虽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做什么，变成怎样的人，但随着歌声自己轻声附和，内心总会坚定一些。

现在，播放器显示去年在线听得最多的歌是腰乐队的《晚春》和《硬汉》，“哥哥你今回的北游，觉悟了生命的充实，领略了友情的真挚；奋勇啊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想起一个朋友前不久对我说：“我觉得你终究会去北京或者什么地方做自己真正擅长而且喜欢的事的，你就像滇池上的鸥鸟，在南方蛰伏一冬，终于还是要返回北方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图片来源：金色的桔子

校对：陆小维

“我音乐，我存在”，是街声大事为乐迷们准备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