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所有钟意的歌都有一种特殊的存储方式，也许是一段画面，也许是一种气味，也许是一种味道。语文老师说，这叫通感。当我再次听到这些歌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它们时的感受就会跳出来，说，你好哇，好久不见，你还记得那时候的自己吗。

这是一个离奇的梦，也是冒险者的乐园

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痛仰的《公路之歌》，是在下午两点钟的公交车上。四月的风顺着车窗缝隙，温柔地钻进宽大的校服外套里，路边的电线杆缓慢地向后移动，电线却起起伏伏的原地不动，像是漂在水面上。

这算是我与中国摇滚乐的初见，我相信一见钟情。

从那之后，高中为数不多的上网时间，全都交给了歌曲下载和逛贴吧。看到别人推荐的乐队就记下来，按专辑发布的时间一张一张听，从不挑食。看到相关的讨论贴就插上一嘴，在互联网的面纱下把自己古怪的想法一吐为快。金属、民谣、独立、电子、英伦、朋克在我的MP3里和睦相处。每一首歌都在向我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观点，而我负责聆听。我在聆听的同时，也和它们发生了新的故事。我们交换了彼此的心情和意见，慢慢的，它们就变成了我的。

The Playcat 乐队演出时，贝斯手偶尔也会当主唱

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难找。贴吧上的朋友天南海北，各类风格各执一词，常常因为对音乐的不同看法吵得不可开交。我，一个外冷内热的摩羯座，隔着电脑屏幕也变得热血起来。为了吵得更加有理有据，开始在各种风格上追根溯源。从起源了解到分支，从分支到各个代表乐队，再到代表乐队每张专辑的风格变化。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在吵架中，我学到了更多。

现在想来，当时一起吵架的战友已经失散了大半。但那时听过的歌，从不曾与我走散。

吉他和梦想，啤酒和死党，去发光

十七岁的我，坐在教室里，浏海遮着半边脸，穿着宽大的T恤，帽衫罩在前边，脏兮兮的帆布鞋踩在课桌边缘。

忙碌的高三，所有人都坐在高高的围墙里，为了自己模糊的未来埋头向前。我和我的MP3就在围墙里，建立了自己的小世界。我甚至为了遮住耳朵剪了短发，刷题时听，自习时听，熬夜时听，睡觉时听。耳机换了无数对，歌单更新了无数次。

别人如饥似渴刷题的时候，我都在如饥似渴地刷歌。一年后，我成功进入了高四。然而旧习难改，高四的我，搬去一个小县城里，刷了更多的题，听了更多的歌，主流的听完就听小众的，国内的听完就听国外的，全部听完就再听一遍。比高三时更孤独，也更努力。

头发长长短短，耳机始终都在

封闭式的学校把我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日子过得更快，快到没有时间抱怨，没有时间想家，没有时间和自己对话。但是感谢电子科技，在我的“没有时间”里，用音乐铺了底。

高考倒计时的数字跳到最后两天的时候，学校允许我们自由安排时间。我戴着耳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校园里慢吞吞地遛弯。去了很多我一年都没见过的角落，惊喜的发现操场后面的荒地有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我开心极了，像是上天送我一场冒险。我坐进去，小普在耳机里唱，“吉他和梦想，啤酒和死党，绝对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发光，去发光”。

高考结束后三天，我买了一把贝斯，百威，主动拾音器，超重的音色。

他们问我，玩什么不好，偏要玩贝斯，女生弹贝斯很难的。我想的很明白，我就是要玩乐队，我要闪闪发光。

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音乐

十八岁的我，就凭着这份固执和热血，背着贝斯进了大学。在大学生艺术团电声队弹了一年五月天。

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演出看了无数场。Livehouse是个神奇的地方，处处都是怪人，但又那么亲切。保定到北京的火车，二十三块五。我买过的火车票大概能铺满MAO整个舞台。看到PK14演出的消息之后，毫不犹豫地买了票，身上只剩一百块钱。我买了一听可乐，顺着鼓楼东大街从西走到东，再走回来，等着演出开始。

裤衩烘干机乐队在保定的第一次演出。上台后，台下的一切都不存在，什么都看不见，除了音乐

愚公移山里挤得满满当当。左边的小伙子紧紧地护着他的姑娘，前边的两个男生个子好高，右边的女生不停地抽烟。烟味、汗味、酒气、喧闹、嬉笑掺杂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粘稠的味道。它们和我的肾上腺素掺杂在一起，就是摇滚乐现场给我的直观感受。

演出开始了，音乐盖过了一切。唱到《燥眠夜》的时候，我呆呆地望着台上。灯光打在舞台上，每一滴汗、每个和弦、每个起伏，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了舞台，舞台之外都不存在，“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真的、好像真的看到了音乐。”

我从鼓楼走到 MAO 还没有找到它

十九岁，在一次婚礼的商演中，我认识了飞飞，天然飞，吉他手。飞飞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满脑子奇怪的想法。他比我小一届，也在自己学校的乐队弹着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后来我们各自学校的乐队都不顺心，几个朋友一起喝酒，朋友说，你俩为啥不组一乐队呢？我想，是啊，我们为啥不组个乐队呢。于是我把我的音箱搬到了学校体育馆下的一个地下室，满墙的管子，满地的白灰。这就算是我们乐队第一个排练室。空空荡荡，混响很牛逼。

鼓手，顺利君，已经忘了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情形。顺利学声乐，上了大学却一门心思地打鼓。在他没有进入乐队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只有一米六的身高，总是嘻嘻哈哈的，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同样在玩着校园乐队。因为演出实在不好意思搬鼓机上台，我们找到了顺利君。他能行吗，我想。但当他坐到鼓后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打鼓的风格和他的身高完全不匹配，每一个细胞都拼命地扑在鼓皮上。排练室里那套死气沉沉的架子鼓一下子活了过来，跳着、喊着，用力掸掉自己身上细碎的尘埃。地上的白灰被震起来，浪花一般在那间破旧的地下室起起伏伏。我和飞飞对视了一眼，我们找到想要的人了。

彩排时堆起来的连篇废话可能能凑出好几张专辑的歌词

主音吉他的寻找之路就没有那么容易，前前后后换了三四个人才找到了王皓，一个根正苗红弹Beyond、枪花、ACDC的吉他手。这直接导致我们歌曲的solo段常常不自觉的透出一股硬摇的感觉。但他是我们乐队里技术最好的人。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型人才，自己做效果器、效果器板，把一切和钱相关的事情都搞得很实验。

相仿的年龄、相似的音乐品味和爱好使我们四个人的磨合期缩短到一下午。首次演出前，主办方说你们没有名字的话，我们海报要怎么写啊，你们快起个名字。我们四个抓耳挠腮地想了两天，想出来个破名字，裤衩烘干机（据说是这五个字放在一起还挺好看的，我也没感觉多好看）。

排练室也从当初的地下室搬到了琴行。排练的日子从不无聊。我和顺利吵吵嚷嚷地说相声，飞飞坐在一旁傻乐，王皓偶尔用鼻音表达一下不屑或一针见血地点评我们的连篇废话。鼓槌相互碰撞四下之后，器乐的声音就挤跑了嬉笑，填满了整间屋子。

你见过这样的星星吗

二十岁，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乐队。

北方的冬天是没有颜色的，阳光都是奢侈。而这个冬天，我们的排练室里阳光明媚。

之所以称飞飞为天然飞，是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他的脑袋里都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有一天早课，他发微信给我：“我早晨做梦梦见我手机变成了一把枪，我就跑到树林里冒险去了，树林里边飘着紫色的雾！太酷了！”这就有了我们的第一首歌——《Morning Woods》。很多生活中的小事都能写成歌。清晨见到骑电动车的中年人，他在奔向什么呢？于是就有了《百万富翁》。新闻推送了喝剧毒农药自杀的少女，于是就有了《百草枯》。据说人脑内的松果体有控制自身想象力的作用，而飞飞的脑袋比正常人要大一圈，我们怀疑他的松果体没有在青春期正常退化，才保持了这么丰富的想象力。

如果把音乐比作一个人的话，鼓是骨头，撑起了整首歌；吉他是血肉，使歌曲丰富饱满；贝斯是筋，在吉他和鼓之间磨合。飞飞拿出一个Riff段，顺利用鼓架起来，我用贝斯铺满，王皓画出形状。我们四个人合在一起，整首歌就活了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的风格，有的歌像后朋，有的像后摇，有的像Dream-Pop。我们只是四个爱玩的大学生，喜欢的都想去尝试。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是我们的，听过之后就变成了大家的。观众如何定义我们，是观众的事，我只管弹我的。

乐队秉持着爱听就听，不听就滚的炫酷态度

演得多了，默契越来越深，毛病也都一清二楚。顺利一激动就会赶拍子，我总和他对口型“快了！”，可他从来不看我，演出的时候只能看见镲片，人称“保定镲王”。高兴了就疯狂打镲，歌都结束了，他还能再打半分钟。王皓演出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我们雇来的乐手，面无表情，喜欢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如果不出汗基本上就是个蜡像。在他的概念里，弹得好比出风头酷多了。飞飞每次演出前都要喝红牛，不然就会低血糖，并且擅长各种临场发挥，比如忽然蹲下，或者走来走去，多弹个solo，在不该废话的时候废话特多。

在没有演出的闲暇里，我们也常聚在一起，美其名曰写歌。在王皓家打游戏，在我家楼顶听歌滑板喝啤酒。夏天的夜晚是最舒服的，风从远处的麦田吹来，抚过城市的燥热，让汗津津的生活喘口气。碰上天气好的时候，满天的星星就在十来米开外。几个人坐在一起，不拘聊些什么。

所有大学生乐队都会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毕业。2017年夏天，王皓毕业，飞飞出国。那天在排练室，我拎来一箱啤酒和两瓶二锅头，喝到很晚。那是我唯一一次见飞飞哭。我是个眼窝很浅的人，本来也很想哭，可是飞飞坐在我对面，哭着说：“我的猫被送走了，乐队也没法玩了，我失去了一切，我的人生完蛋了。”我没哭出来，憋了半天笑。

告别演出定在了保定，从这里开始，岁月山河走过，还是要回到这里。来的人很多很多，八十平米的场地挤得满满当当。演到《百草枯》的时候，我在台上哭了出来。别哭啊，台下喊着。我哭的更凶了。《百草枯》写的是一个喝农药自杀的女孩的濒死体验，舞台的灯光像极了手术台。“Why you shaking your head, why youshow me your back. ”不，我还不想结束。

我和飞飞说，你一定要把吉他带过去。你是一定要弹琴的人。只是暂时的休团，我告诉自己，来日方长，我还会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他说你的心应该是红色的

二十一岁，我没有停下脚步。飞飞走后，鸟撞乐队前贝斯手杨帆回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到了一起。加上广场恐惧症乐队前贝斯手牛老师和顺利，我们组建了现在的乐队——The Playcat。比以前更熟练，更有经验。排练时一小时休息一次，迟到交排练费。杨帆在作曲方面极其高效，平均一周一首歌。在他的高效率下，也带着我们三个慢性子不停地排练、编曲。相比裤衩烘干机，ThePlaycat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玩乐性质。玩乐队，我们是认真的。牛老师是个数学老师，平常时间很难挤，经常下午坐火车找我们来排练，晚上又坐火车赶回北京。杨帆也常常因为演出的事在公司请假，通宵编曲。知道我和顺利两个穷学生困难重重，照顾我们很多。有时候排练晚了回不去学校，总是在杨帆家蹭床蹭沙发，还要享受他家的大投影仪和高配置电脑。组建时间不到一年，已经算是成果颇丰。

为了写稿，把从前写过的日记和歌都翻了一个遍，感觉过了很久，又好像就在昨天

临近毕业，学生时代的轻松逐渐消亡，我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多决定。我搬到了北京，在音乐公司实习。努力生活，努力学更多，做更多。虽然我此番言论听起来非常不摇滚，但确实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因为喜欢，就要坚持下去。如果说年轻人可以为一项事业死去，那我能为摇滚乐做的就是努力活着，不仅要活过二十七岁，希望我在六十七岁的时候，还可以为之努力。

（本文图片来源：猫川）

校对：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