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朋克音乐,日子真的没法过

2018/03/06

撰文:王丹青

这是一个北京90后,从北京走到台北,热爱音乐,创办厂牌的故事。

王丹青,辅仁大学在读博士生,学业之外,他还是台北地下音乐厂牌愁城的联合创办人,音乐在他的生命中,举足轻重——

“直到有一天,从虚无的阴沟里爬了出来,才发现没有音乐,确切地说是没有朋克音乐,日子真的没法过。”

2008年的夏天,我离开北京,去武汉读书,从此便不断行走于城市之间。

有人追求漫游,像 Janet Wolf 在《不可见的漫游者》(The Invisible Flaneuse, 1991)中写到的:“漫游者是现代英雄,他体验着城市生活......自由往来于城市之中,观察着一切,同时也被别人观察,但是他不会与他人交往”,仿佛童年时遭遇路边的麻雀,既不敢向前,也不想后退,只能站在原地与它对视。也不知道是我怕它,还是我怕它怕我。但所谓行走,却一点儿也不雅致。总要有些计划,总要有些目的,要时刻盘算着路线,总是行色匆匆。

行走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平常地走过来的。所幸,行走于城市之间,总会遇到不同的人,也会听到不同的音乐。这九年半间,让人忘不掉的音乐还是不少的。

武汉

事情要从18岁离开北京的时候说起。那一年 SMZB 乐队出了《Ten Years Rebellion》那张专辑,一下子就击穿了年轻气盛的我。2008年的春夏之交,我每天都坐立难安,总是反复听那张专辑,想象着武汉到底是个怎样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是不是遍地都是朋克,恨不得马上出发。直到看见武汉阴沉的天空、急躁的路人,还有当时尚未翻修完,破败的武昌火车站,我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因为这样的城市,定能孕育躁动的人。

SMZB 的《Ten Years Rebellion》,就是这张专辑把我带到了武汉

迷恋着 SMZB,在武汉的那几年,我总是流连于鲁磨路。VOX 也好,Folk Hand 也罢,还有早已被清理的大张村、华科堕落街,都是步行超不过十分钟的地方。在鲁磨路不省人事的时间,也许比在学校还多。

然而,那些年最常看到的乐队,并不是 SMZB。只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无论什么乐队在 VOX 演出,AV大久保都会做暖场乐队,搞得当时的朋友开玩笑说想要把 AV大久保和总在成都演出的海龟先生换换,实在是不想再看了。当然 AV大久保还是很好看的,尤其是他们后来《一品国际》那张专辑,从封面到内容都是心头爱。除了翻唱户川纯的《赤い戦車》,我最喜欢的要数《舅舅》这首歌了。

如果说我选择去武汉的理由中,SMZB 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话,离开时,我依然听着他们的歌。2011年底发布的《江湖大逃亡》,是我离开武汉前听得最频繁的一首。而我对于武汉的记忆,也大概都像那首歌里写的一样:比如在珞喻路上狂飙的公车,比如暴雨后泡满游泳客的东湖,也比如我18岁时,第一次战战兢兢地走进 Wuhan Prison 古着店,喝的那瓶行吟阁啤酒。

台北

离开武汉之后,我便去了台北。要说去台北有什么原因,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无非也就是还想换个城市生活,不愿早早回家罢了。

在台北的头一两年,琐事缠身,头脑虚无,音乐也没认真听。除了偶尔帮朋友的乐队弹弹贝斯,或打黑工教小朋友乌克丽丽,我的生活好像和音乐也没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天,从虚无的阴沟里爬了出来,才发现没有音乐,确切地说是没有朋克音乐,日子真的没法过。于是,我便在台北的各种音乐现场中,寻找鸡冠头的影子。说来也巧,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里,就有一个玩朋克乐队的。现在无妄合作社的贝斯手谢硕元,当时正在给朋克乐队罢黜者打鼓,只不过那时的他,比起朋克,看起来更像是越南的 HKT组合成员。

屁孩时期的罢黜者,也是台北少有的 Old School 了

2012年左右,在台北还留着鸡冠头的乐队,除了罢黜者,还有稍年轻一点的暴民和失心疯。这三个乐队总是一起演出,而台下的观众始终也没有几个。在这种门可罗雀的现场外,大家常常一起醉着在罗斯福路上闲逛,一来二去之间,人和人很容易地就熟络起来了。然而正在我觉得好不容易找到台北的朋克场景时,2015年初,这三个乐队又都不玩了。那之后的一整个夏天,台北仿佛都死气沉沉的,没有喜欢的音乐,也不知道无所事事时该走去哪里了。

但无聊并没有持续太久。2015年底,由上面那三支乐队的成员打散重组的共犯结构又冒出了头。比起靠着年轻气盛胡作非为地玩乐队,共犯结构在创作技巧和生活态度上都更为成熟。这支乐队,也成了我在台北最喜欢的乐队之一。也正是这支乐队,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生于街头,边走边唱的朋克。

东京

共犯结构在东京街头的演出,发生在2016年的夏天。那时,台北的这群狐朋狗友已经有了一个叫愁城的团体,开始认真地钻营起音乐了;在东京,愁城的大家也结识了许多在东亚各地探索 D.I.Y. 音乐文化的好伙伴。

2017年7月,愁城在新北一间铁皮仓库内举办活动

在东京的日子,也许是近几年里对我最为震撼的。无数声势浩大的巡游,无数赏心悦耳的乐队,无数次烂醉于公园、车站和朋友的寓所,走在东京街头,纵使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看不懂的符号,异国的土地也因为有挚友的相伴而不再陌生。 

那段时间,我最爱的两首歌是冲绳乐队 ALKSLK(意为“三千诸法”)的《I don’t you, you don’t I》,和东京乐队 The Rodeos 的《心を溶かしきる言葉の洪水の中で》,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两首歌唱的究竟都是什么,不过语言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事。在喜欢的音乐中,你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也是在喜欢的音乐中,我醉倒在新宿的街巷,摔断了手指。

东京归来断了手指的我

胎死腹中的乐队和我爱的音乐

去东京之前,我与罢黜者的贝斯手李尚儒已经有了要一起玩乐队的计划;从东京回到台北,算是更明确了我们究竟要玩什么。每个周末,我都会从南边的永和,穿越整个台北市去内湖找李尚儒。在面积不大的台北,这也算是遥远的距离了。

除了写自己的歌,我们最常听的要数 Gogol Bordello 和 Modena City Ramblers。也许比起三大件的朋克乐,民谣朋克或当代民谣对我来说更能打动人心吧。正如 Modena City Ramblers 在《I Cento Passi》(意为“一百步”,与 Giordana 的电影同名)中写到的:“如果你愿意向前,请不要害怕。大声叫喊着,沿着你的方向计数百步”。成日写歌、编曲的时光妙不可言,有了明确的方向,似乎生活中就不再有烦心事了。

然而,好景不长,事与愿违。当我终于好像要在台北安定下来时,乐队却胎死腹中了。行走,还是因为行走。行走仿佛是一些人的宿命,但这次,走的人不是我。2017年的春天,在乐队刚有走上正轨的迹象时,乐队的手风琴手却不得不因为工作离开了台北。而他的目的地,是我的故乡,北京。

命运是有趣的东西,不总是让人相信,但突如其来的时候,也叫人没有办法。密谋许久的乐队仍然胎死腹中,但这段历程总算让我清楚了,自己最爱的音乐,究竟是什么。

(说句题外话,当我离开台北再次回到北京时,拉手风琴的那个烂人又辞职回了台北,而且还是我送他去的机场......!!!)

北京

九年半之后,再次回到了北京。虽然不是落叶归根的年纪,但拔腿就走这件事,却越来越难了。北京这座城市之于我,现在谈不上有多熟悉,却也肯定不算陌生。北京的乐队也是一样,可听的、好听的音乐有很多,一时间要说清楚也没那么容易。最近听的新乐队不算多,但 Casino Demon 的《你好,雷欧》倒是单曲循环了不少遍。

贝斯手刘昊写歌词依然精彩,同 Dancers 时期的《站错队》、《电脑人儿》一样,与人为善、大智若愚,并且对于俏皮话有着疯狂的迷恋,听起来总有种1990年代电视剧插曲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种直白又不失灵巧的表达,也许就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叙说风格。同理,人体蜈蚣乐队2016年发行的《周末朋克》和龙胆紫2013年的《W.T.F.》也是我反复在听的专辑。并不是新的乐队、新的歌不好听,而是在举重若轻地表达日常生活方面,这两张专辑正是北京街头的声音。

最后

行走于城市之间,成日显得焦头烂额,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浪费生命的自己遮羞。不过,当你决定迈开脚步,时间的枷锁自然就被冲破了。从来不奢求漫游,日常的步履同样可以给你忘不掉的经历。关于城市的记忆,关于城市的音乐,还有那些城市里的人,每次想起总是历历在目。

无妄合作社《开店歌》MV

如同无妄合作社这支 MV 里所拍摄的,好友们日夜奋斗的地下室,无数次穿行其间的菜市场;嚼不完的槟榔,看不厌的街景,还有永远飘着咸味的台湾地区北海岸;主唱郭力玮的那台 Matrix 小汽车载过各式各样的人。行走于城市的记忆,即使匆忙,也难磨灭。

昨日台北,摄氏25度;北京,雪。

(本文图片来源:王丹青)

校对:冻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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